沈括简介

排挤苏轼

在以立德、立言、立功为“三不朽”的传统中国，产生科学家很难。不过宋代却出现了一位百科全书式的科学家，他是地理学家、物理学家、数学家、化学家、医学家、天文学家，还是水利专家、兵器专家、军事家，写下了科学经典《梦溪笔谈》。他就是沈括。

然而，在诸多伟大称誉之外，沈括还是一个检举揭发的“高手”，干过文字狱的勾当。沈括的理性求实精神，到了政治生活中却消失了。他政治嗅觉异常灵敏，善于在别人的诗文中嗅出异味，捕风捉影，“上纲上线”。沈括检举揭发的对象中有中国文学的巅峰人物——苏轼。南宋初王铚《元祐补录》记载了沈括的这一事迹。

沈括生于1031年，大苏轼五岁，却晚他六年中进士。中国科学与人文的两位大师很有缘分，在“皇家图书馆”做过同事。1065年，苏轼进入史馆，而沈括在前一年调入昭文馆工作。北宋沿唐制，以史馆、昭文馆、集贤院为三馆，通名崇文院。

短暂的同事经历后，苏轼于1066年父丧后回乡两年多，等他再返回东京，就与沈括走上了不同的政治道路。1069年（宋神宗熙宁二年），王安石被任命做宰相，进行了激进的改革。沈括受到王安石的信任和器重，担任过管理全国财政的最高长官三司使等许多重要官职。苏轼却与改革总设计师王安石意见相左，他与“保守党”领袖司马光一起，组成著名的反对派。

由于获得了皇上的信任，王安石的改革自是无人能挡。1071年，作为反对派代表，苏轼下放到了杭州担任“二把手”的通判一职。当时，他已成了最著名的青年作家，连皇上的奶奶都是他的“粉丝”。其间，沈括作为“中央督察”，到杭州检查浙江农田水利建设。临行前，宋神宗告诉沈括：“苏轼通判杭州，卿其善遇之。”

到了杭州，虽然政见不同，诗人苏轼还是把沈括当老同事、好朋友。年长的沈括表面上也该相当和善吧，“与轼论旧”，把苏轼的新作抄录了一通。但回到首都，他立即用附笺的方式，把认为是诽谤的诗句一一加以详细的“注释”，“发现”、“发明”这些诗句如何居心叵测，反对“改革”，讽刺皇上等等，然后交给了最高领袖。

不久，苏轼因为在诗文中“愚弄朝廷”、“无君臣之义”而入狱，险些丧命。例如苏轼歌咏桧树的两句：“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唯有蜇龙知”———“皇帝如飞龙在天，苏轼却要向九泉之下寻蜇龙，不臣莫过于此！”这就是文字狱历史上著名的“乌台诗案”，牵连苏轼三十多位亲友，涉及他一百多首诗词。

当然，沈括不是苏轼入狱的主谋，主谋是王安石手下的李定、舒亶、何正臣、李宜等四人。但他是始作俑者，“乌台诗案”正是以沈括上呈的那些“发现”为基础的，“其后李定舒亶论轼诗置狱，实本于括。”

沈括为何要陷害苏轼呢？按照余秋雨的说法，“这大概与皇帝在沈括面前说过苏东坡的好话有关，沈括心中产生了一种默默的对比，不想让苏东坡的文化地位高于自己。另一种可能是他深知王安石与苏东坡政见不同，他投注投到了王安石一边。”

嫉妒一般只在差距不大的人中发生。按照沈括在当时的文名，与苏轼22岁中进士，令文坛领袖欧阳修称“当避其一头地”，根本没有可比基础，“嫉妒说”根据不足。“政见不同说”也不尽是，政治观点不同，人们还是可以君子式地互相争论，未必就要置人于死地。

笔者理解，沈括的政治选择确实决定了他与苏轼的对立，但是，他陷害苏轼却是由于道德操守不够，进入政治漩涡后，随波逐流、耳濡目染的结果。很不幸，王安石改革大旗一挥，从者却多为李定、舒亶、何正臣、李宜等不讲“费厄泼赖”精神的投机政客，也是官场大酱缸中无所不为的高手。他们对不同政见者不择手段；但是，风向转的时候，对于自己的战友也同样残酷。

九百多年前王安石领导的改革，想一举改天换地，挽救宋朝。只可惜，这剂革命的药太猛，还把沈括这样的人裹挟进去，制造了文字狱(乌台诗案）的恶劣案例。而后，这样的恶的智慧和传统到了明清两朝被发扬光大。做过和尚的朱元璋对诸如僧、光、亮、秃之类的词语很是忌讳，常州府学训导蒋镇作《正旦贺表》中有“睿性生智”一句，因“生”与“僧”同，被斩。到了满清，一句“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诗人丢了性命。

中国皇权专制在北宋毕竟还算宽松，如果在明清，苏轼早就没命了。结果，苏轼在监狱中被关押130天，被下放到湖北黄冈任团练副使。在那里，历经囹圄、死里逃生的苏轼取号为东坡居士，蝉蛹脱茧，写出了中国文学史上不朽作品赤壁三咏，即《念奴娇·赤壁怀古》、《赤壁赋》、《后赤壁赋》。沈括很幸运，他也算这些伟大作品的间接的“助产士”。

唯物主义者

沈括具有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和发展变化的观点。他认为“天地之变，寒暑风雨，水旱螟蝗，率皆有法”，并指出，“阳顺阴逆之理，皆有所从来，得之自然，非意之所配也。”就是说，自然界事物的变化都是有规律的，而且这些规律是客观存在的，是不依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他还认为事物的变化规律有正常变化和异常变化，不能拘泥于固定不变的规则。正是这些比较正确的思想观点，促使他取得了那个时代在科学技术方面达到的高度成就。沈括曾提出已知的知识是有限的，人的认识是无限的观点，对科学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唯物主义的思想倾向，还表现在沈括十分重视劳动群众的实践经验和发明创造上，他不断地从劳动人民那时汲取智慧和力量。他曾说：“至于技巧器械，大小尺寸，黑黄苍赤，岂能尽出于圣人！百工、群有司、市井田野之人，莫不预焉”。为了探求医药知识，他“所至之处，莫不询究，或医师，或是巷，或小人，以至士大夫之家，山林隐者，无不求访”。在《梦溪笔谈》中，他以敬佩的态度记载了宋朝劳动人民在科学技术上的许多卓越贡献。例如布衣毕升发明活字印刷术，民间匠师喻皓的建筑成就和编著的《木经》，河工高超创造的合龙堵口的先进方法，平民天文数学家卫朴修历的事迹，以及河北工作炼钢、福建农民种茶等许多无名英雄在生产斗争中取得的宝贵经验，等等。正是由于沈括的详细记述，才使得不少作出贡献的劳动人民的业绩得以保存流传下来。

唯物主义的思想倾向，决定了沈括对于自然现象和科技成就的记述具有一定的科学性。他观察和描述事物非常细致、具体、准确，没有封建时代一般文人虚词浮夸的坏习惯。因此，通过他的记述，我们能够明确地判断他那个时期生产技术和自然科学所达到的水平。例如，沈括有关雷电、海市蜃楼、龙卷风、地震以及陨铁等自然现象的记载，非常细致贴切而生动形象，使人们仿佛亲临现场。

沈括能够用发展变化的观点研究客观事物，得出正确的结论。他在论述有关数学、气象、医药等许多问题的时候，多次强调要因地因时制宜。例如古代规定二月和八月是采药的季节，是沈括指出，草药生长由于受自然条件和栽培情况的影响，同时采药又有取根、取叶、取芽、取花、取实等不同的要求，因此，要根据不同情况选下采药时间，不可死板地“拘以定月”。沈括的这一见解是十分合理的。

沈括对一些自然现象并不停留在表面的观察上，他还努力探求它的科学道理，提出对事物发展变化规律性的解释。象对雁荡山诸峰和华北平原的形成原因、二十八宿的位置、化石的形成等许多问题的说明，是符合近代科学原理的。为了弄清阳燧（凹面镜）成像的道理，他观察空中飞鸟的影子情况，并亲自移动自己的手，来比较成像的区别，终于作出了比较正确的解释。这些都是他在科学事业上能够获得成功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