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泌(722---789),字长源,京兆(今西安)人,唐朝大臣。天宝中,自嵩山上书论施政方略,深得玄宗赏识,令其待诏翰林,为东宫属言。为杨国忠所忌,归隐名山。安禄山叛乱,肃宗即位灵武,召他参谋军事,又为幸臣李辅国等诬陷,复隐衡岳。代宗即位,召为翰林学士,又屡为权相元载、常衮排斥,出为外官。
〔► 李泌的诗文(1篇)李泌的名句(0条)〕李泌家世代重视读书教育,据《邺侯家传》说,李泌的父亲李承休聚书两万余卷,并告诫子孙不得让这些图书出门,如有求读者,可在别院阅读、供馔。这些图书至少保留到了李泌的儿子李繁的时候。韩愈在《送诸葛觉往随州读书》中说:“邺侯家多书,插架三万轴。一一悬牙签,新若手未触。为人强记览,过眼不再读。伟哉群圣文,磊落载其腹。行年余五十,出守数已六。京邑有旧庐,不容久食宿。台阁多官员,无地寄一足。我虽官在朝,气势日局缩。屡为丞相言,虽恳不见录。送行过泸水,东望不转目。今子从之游,学问得所欲。”这里说的邺侯是指李繁,李繁当时为随州刺史。这首诗说明了当时李家的藏书天下闻名,甚至有人从京城跑到李家去借阅。同时也说明了一代文宗韩愈与李家保持着良好的关系。
在这种家庭环境中长大的李泌自然受益不浅。李泌生于唐玄宗开元十年(722),开元十六年(728),刚刚七岁的李泌就能为文赋诗,一次儒、道、释三教学者聚会,玄宗把他也召人宫中,而此时的李泌就以非凡的文学才能征服了与会的君臣。《新唐书·李泌传》记载:“泌既至,帝方与燕国公张说观弈,因使说试其能。说请赋‘方圆动静’,泌逡巡曰:‘愿闻其略。’说因曰:‘方如棋局,圆若棋子,动若棋生,静若棋死。’泌即答曰:‘方若行义,圆若用智,动若骋材,静若得意。”张说是当时一位才华横溢的名诗人,被时人称为“燕许大手笔”,他与李泌的这两首小诗都是即兴之作,相比之下,七岁李泌的作品在立意方面远远超过已经五十多岁的张说的作品。也难怪诗成后,“说因贺帝得奇童,帝大悦曰:‘是子精神,要大于身。’赐束帛,敕其家曰:‘善视养之。”(《新唐书·李泌传》)其后,重臣张九龄、严挺之等对他都非常器重。七岁儿童即受到朝廷君臣的一致重视,这在中国历史上是极为罕见的。
十七岁时,李泌写了另外——首诗歌《长歌行》:“天覆吾,地载吾,天地生吾有意无?不然绝粒升天衢,不然鸣珂游帝都,焉能不贵复不去,空作昂藏一丈夫1——丈夫兮一丈夫,平生志气是良图。请君看取百年事,业就扁舟泛五湖。”可以说,李泌在十七岁时,就为自己设计好了一生,那就是要么学道成仙,要么建功立业。而事实上,李泌的一生也确实是在这两条路上徘徊。据《邺侯外传》说,此诗写成后,流传很广,因为诗歌中表露的志向十分明显,所以张九龄告诫他说:“早得美名,必有所折。宜自韬晦,斯尽善矣。藏器于身,古人所重,况童子耶?但当为诗以赏风景,咏古贤,勿自扬己为妙。”李泌听后十分感动,“尔后为文,不复自言”。
据史书记载,李泌“尤工于诗”(《旧唐书·李泌传》),所写诗文很多,如《复明堂》、《九鼎议》(一说二者为一篇)、《明心论》、《养和篇》、《建宁王挽歌词》、《八公诗》、《感遇诗》等等,《旧唐书·李泌传》说他“有文集二十卷”。
李泌与诗人也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著名诗人顾况就曾拜李泌为师:“况素善于李泌,遂师事之,得其服气之法,能终日不食。及泌相,自谓当得达官,久之,迁著作郎。”(《唐才子传·顾况》)
除文学创作外,李泌在学术上也很有造诣。他对《周易》、《老子》颇有研究,玄宗曾召他进宫进授《老子》,晚年又参修国史。以上我们所举的文章,有——些即属于学术著作。
综李泌一生,是自强不息的一生,也是成功的一生。虽然《旧唐书》对李泌评价不高,但《新唐书》已改变了这一观点,认为“其谋事近忠,其轻去近高,其自全近智,卒而建上宰,近立功立名者”。当然,这段话在赞美的同时还持有一定的保留态度。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新、旧《唐书》都是由儒生写的。如果作者能够跳出三教的藩篱,从更高的文化角度去审视李泌,从当时复杂的政治环境中去理解李泌的一番苦心,那么他们对李泌的评价肯定会更高一些。
李泌是中唐史上突出的人物,他几乎和郭子仪相终始,身经四朝——玄宗、肃宗、代宗和德宗,参与宫室大计,辅翼朝廷,运筹帷幄,对外策划战略,配合郭子仪等各个将领的步调,使其得致成功,也可以说是肃宗、代宗、德宗三朝天下的重要人物。只是因他一生爱好神仙佛道,被历来以儒家出身、执笔写历史的大儒们主观我见所摒弃,在一部中唐变乱史上,轻轻带过,实在不太公平。
其实,古今历史,谁又敢说它是绝对公平的呢?说到他的淡泊明志,宁静致远,善于运用黄老拨乱反正之道的作为,实在是望之犹如神仙中人。
早慧
李泌幼年便有神童的称誉,已能粗通儒、佛、道三家的学识。在唐玄宗(明皇)政治最清明的开元时期,他只有七岁,已经受到玄宗与名相张说、张九龄的欣赏和奖爱。有一次,张九龄准备拔用一位才能不高,个性比较软弱,而且肯听话的高级巨僚。李泌虽然年少,跟在张九龄身边,便很率直地对张九龄说:“公起布衣,以直道至宰相,而喜软美者乎!”相公你自己也是平民出身,处理国家大事,素来便有正直无私的清誉,难道你也喜欢低声下气而缺乏节操和能力的软性人才吗?张九龄听了他的话,非常惊讶,马上很慎重地认错,改口叫他小友。
李泌到了成年的时期,非常博学,而且对《易经》的学问,更有心得。他经常寻访嵩山、华山、终南等名山之间,希望求得神仙长生不死的方术。
到了天宝时期,玄宗记起他的幼年早慧,特别召他来讲《老子》,任命他待诏翰林,供奉东宫,因而与皇太子兄弟等非常要好。在这个时候,他已经钻研于道家方术的修炼,很少吃烟火食物了。 有一天晚上,他在山寺里,听到一个和尚念经的声音,悲凉委婉而有遗世之响,他认为是一位有道的再来人。打听之下,才知道是一个作苦工的老僧,大家也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平常收拾吃过的残羹剩饭充饥,吃饱了就伸伸懒腰,找个角落去睡觉,因此大家便叫他懒残。李泌知道了懒残禅师的事迹,在一个寒冬深夜,独自一个人偷偷去找他,正碰到懒残把捡来的干牛粪,垒作一堆当柴烧,生起火来烤芋头。这个和尚在火堆旁缩做一团,面颊上挂着被冻得长流的清鼻水。李泌看了,一声不响,跪在他的旁边。懒残也像没有看见他似的,一面在牛粪中捡起烤熟了的芋头,张口就吃。一面又自言自语地骂李泌是不安好心,要来偷他的东西。边骂边吃,忽然转过脸来,把吃过的半个芋头递给李泌。李泌很恭敬地接着,也不嫌它太脏,规规矩矩地吃了下去。懒残看他吃完了半个芋头便说:好!好!你不必多说了,看你很诚心的,许你将来做十年的太平宰相吧!道业却不说了!拍拍手就走了。
出谋划策
到了安禄山造反,唐明皇仓皇出走,皇太子李亨在灵武即位,是为肃宗,到处寻找李泌,恰好李泌也到了灵武。肃宗立刻和他商讨当前的局面,他便分析当时天下大势和成败的关键所在。肃宗要他帮忙,封他做官,他恳辞不干,只愿以客位的身份出力。肃宗也只好由他,碰到疑难的问题,常常和他商量,叫他先生而不名。
这个时候,李泌已少吃烟火食。肃宗有一天夜里,高兴起来,找来兄弟三王和李泌就地炉吃火锅,因李泌不吃荤,便亲自烧梨二颗请他,三王争取,也不肯赐予。外出的时候,陪着肃宗一起坐车。大家都知道车上坐着那位穿黄袍的,便是皇帝,旁边那位穿白衣的,便是山人李泌。肃宗听到了大家对李泌的称号,觉得不是办法,就特别赐金紫,拜他为广平王(皇太子李豫)的行军司马。并且对他说:先生曾经侍从过上皇(玄宗),中间又作过我的师傅,要请你帮助我儿子作行军司马,我父子三代,都要借重你的帮忙了。谁知道他后来帮忙到子孙四代呢! 李泌看到肃宗当时对政略上的人事安排,将来可能影响太子的继位问题,便秘密建议肃宗使太子做元帅,把军政大权付托给他。他与肃宗争论了半天,结果肃宗接受了他的意见。 肃宗对玄宗的故相李林甫非常不满,认为天下大乱,都是这个奸臣所造成,要挖他的坟墓,烧他的尸骨。李泌力谏不可,肃宗气得问李泌,你难道忘了李林甫当时的情形吗?李泌却认为不管怎样,当年用错了人,是上皇(玄宗)的过失。但上皇治天下五十年,难免会有过错。你现在追究李林甫的罪行,加以严厉处分,间接地是给上皇极大的难堪,是揭玄宗的疮疤。你父亲年纪大了,又奔波出走,听到你这样作,他一定受不了,老年人感慨伤心,一旦病倒,别人会认为你身为天子,以天下之大,反不能安养老父。这样一来,父子之间就很难办了。肃宗经过他的劝说,不但不意气用事,反而抱着李泌的脖子,痛哭着说:我实在没有细想其中的利害。这就是李泌“冲而用之或不盈”的大手笔。唐明皇后来能够自蜀中还都,全靠他的周旋弥缝。
肃宗问李泌剿贼的战略,他就当时的情势,定出一套围剿的计划。首先他断定安禄山、史思明等的党羽,是一群没有宗旨的乌合之众,目的只在抢劫,“天下大计,非所知也。不出二年,无寇矣。陛下无欲速,夫王者之师,当务万全,图久安,使无后害。”因此,他拟定战略,使李光弼守太原,出井陉。郭子仪取冯诩,入河东,隔断盗魁四将,不敢南移一步。又密令郭子仪开放华阴一角,让盗众能通关中,使他们北守范阳,西救长安,奔命数千里,其精粹劲骑,不逾年而蔽。我常以逸待劳,来避其锋,去翦其疲。以所征各路之兵,会扶风,与太原朔方军互击之,徐命帝子建宁王李谈为范阳节度大使,北并塞,与李光弼相犄角以取范阳。贼失巢窟,当死河南诸将手。肃宗统统照他的计划行事,后来都不出其所料。这便是李泌的“挫其锐,解其纷”的战略运用。 后来最可惜的,是唐肃宗急功近利,没有听信李泌的建议,致使河北没有彻底肃清,仍然沦陷于盗贼之手,便自粉饰太平,因此而造成历史上晚唐与五代之际华夷战乱的后遗症。
为了特别褒扬久被埋没的李泌长才,再略加说明他的行谊事绩。肃宗为了尽快收复首都长安,等到郭子仪筹借到西北军大集合的时候,便对李泌说:“今战必胜,攻必取,何暇千里先事范阳乎!”李泌就说:如果动用大军,一定想要速得两京,那么贼势一定会重新强盛,我们日后会再受到困扰。我们有恃无恐的强大兵力,全靠碛西突骑(骑兵)、西北诸戎。假如一定要先取京师,大概在明年的春天,就可成功。但是关东的地理环境,与气候等情况,春天来得较早,气候容易闷热,骑兵的战马也容易生病,战士们思春。也会想早点回家,便不愿再来辗转作战了。那么,沦陷中的敌人,又可休养士卒,整军经武以后,必复再度南来,这是很危险的办法。但是肃宗这次,却坚决地不听李泌的战略意见,急于收复两京,可以称帝坐朝,由此便有郭子仪借来回纥外兵,从元帅广平王等收复两京的一幕出现。 两京收复,唐明皇还都做太上皇,肃宗重用奸臣李辅国。李泌一看政局不对,怕有祸害,忽然又变得庸庸碌碌,请求隐退,遁避到衡山去修道。大概肃宗也认为天下已定,就准他退休,赏赐他隐士的服装和住宅,颁予三品禄位。
另有一说,李泌见到懒残禅师的一段因缘,是在他避隐衡山的时期。总之,“天道远而人道迩”,仙佛遇缘的传说,事近渺茫,也无法确切地考据,存疑可也。 英雄退步学神仙 李泌在衡山的隐士生活过不了多久,身为太上皇的唐明皇死了,肃宗跟着也死了,继位当皇帝的,便是李泌当年特别加以保存的皇太子广平王李豫,后来称号为唐代宗。代宗登上帝位,马上就召李泌回来,起先让他住在宫内蓬莱殿书阁,跟着就赐他府第,又强迫他不可素食,硬要他娶妻吃肉,这个时候,李泌却奉命照做了。但是宰相元载非常忌妒他的不合作,找机会硬是外放他去做地方官。代宗暗地对他说,先生将就一点,外出走走也好。没多久,元载犯罪伏诛,代宗立即召他还京,准备重用。但又为奸臣常衰所忌,怕他在皇帝身边对自己不利,又再三设法外放他出任澧郎峡团练使,后再迁任杭州刺史。他虽贬任地方行政长官,到处仍有很好的政绩,这便是李泌的“和其光,同其尘,湛兮似或存”的自处之道。
当时奉命在奉天,后来继位当皇帝,称号为唐德宗的皇太子李适,知道李泌外放,便要他到行在(行辕),授以左散骑常侍。对于军国大事,李泌仍然不远千里地向代宗提出建议,代宗也必定采用照办。到了德宗继位后的第三年,正式出任宰相,又封为邺侯。勤修内政,充裕军政费用。保全功臣李晟、马燧,以调和将相。外结回纥、大食,以困吐蕃而安定边睡。常有与德宗政见不同之处,反复申辩上奏达十五次之多。总之,他对内政的处理,外交的策略,军事的部署,财经的筹划,都做到了安和的绩效。 但德宗却对他说:我要和你约法在先,因你历年来所受的委屈太多了,不要一旦当权,就记恨报仇,如对你有恩的,我会代你还报。李泌说:“臣素奉道,不与人为仇。”害我的李辅国、元载他们,都自毙了。过去与我要好的,凡有才能的,也自然显达了。其余的,也都零落死亡了。我实在没什么恩怨可报的。但是如你方才所说,我可和你有所约言吗?德宗就说,有什么不可呢!于是李泌进言,希望德宗不要杀害功臣,“李晟、马燧有大功于国,闻有谗言之者。陛下万一害之,则宿卫之士,方镇之臣,无不愤怒反厌,恐中外之变复生也。陛下诚不以二巨功大而忌之,二臣不以位高而自疑,则天下永无事矣。”德宗听了认为很对,接受了李泌的建议。李晟、马燧在旁听了,当着皇帝感泣而谢。
认真负责
不但如此,他做起事来,非常认真负责,曾经与皇帝力争相权。因为德宗对他说:“自今凡军旅粮储事,卿主之。吏礼委延赏(张延赏),刑法委浑(浑碱)。”李泌就说:“陛下不以臣不才,使待罪宰相。宰相之职,天下之事,成其平章,不可分也。若有所主,是乃有司,非宰相矣。”德宗听了,便笑着说,我刚才说错了话,你说的完全对。
调和皇家矛盾
不幸的是,宫廷父子之间,又受人中伤而有极大的误会,几乎又与肃宗一样造成错误,李泌为调和德宗和太子之间的误会,触怒了德宗说:“卿不爱家族乎?”意思是说,我可以杀你全家。李泌立刻就说:“臣惟爱家族,故不敢不尽言,若畏陛下盛怒而曲从,陛下明日悔之,必尤臣曰:吾独任汝为相,不谏使至此,必复杀臣子。臣老矣,余年不足惜,若冤杀巨子,使臣以侄为嗣,臣未知得欲其祀乎!”因呜咽流涕。上亦泣曰:“事已如此,奈何?”对曰:“此大事愿陛下审图之,自古父子相疑,未有不亡国者。”
接着李泌又提出唐肃宗与代宗父子恩怨之间的往事说:“且陛下不记建宁之事乎?”(唐肃宗因受宠妃张良梯及奸臣李辅国的离间,杀了儿子建宁王李谈)德宗说:“建宁叔实冤,肃宗性急故耳。”李泌说:“臣昔为此,故辞归,誓不近天子左右,不幸今日复为陛下相,又观兹事。且其时先帝(德宗的父亲代宗)常怀畏惧。臣临辞日,因诵《黄台瓜辞》,肃宗乃悔而泣。”(《黄台瓜辞》,唐高宗太子——李贤作。武则天篡位,杀太子贤等诸帝子,太子贤自恐不免故作:“种瓜黄台下,瓜熟子离离。一摘使瓜好,再搞令瓜希三摘犹自可,摘绝抱蔓归。”) 德宗听到这里,总算受到感动,但仍然说:“我的家事,为什么你要这样极力参与?”李泌说:“臣今独任宰相之重,四海之内,一物失所,责归于臣,况坐视太子冤横而不言,臣罪大矣。”甚至说到“臣敢以宗族保太子。”中间又往返辩论很多,并且还告诉德宗要极力保密,回到内宫,不要使左右知道如何处理此事。一面又安慰太子勿气馁,不可自裁,他对太子说:“必无此虑,愿太子起敬起孝,苟泌身不存,则事不可知耳!”最后总算解开德宗父子之间的死结。德宗特别开延英殿,独召李泌,对他哭着说:“非卿切言,朕今日悔无及矣!太子仁孝,实无他也。自今军国及朕家事,皆当谋于卿矣。”李泌听了,拜贺之外,便说:“臣报国毕矣,惊悸亡魂,不可复用,愿乞骸骨。”德宗除了道歉安慰,硬不准他辞职。过了一年多,李泌果然死了,好像他又有预知似的。
历来的帝王宫廷,一直都是天下是非最多、人事最复杂的场所。尤其王室中父子兄弟、家人骨肉之间权势利害的悲惨斗争,真是集人世间悲剧的大总汇。况且“疏不间亲”,古有明训。以诸葛亮的高明,他在荆州,便不敢正面答复刘传问父子之间的问题。但在李泌,处于唐玄宗、肃宗、代宗、德宗四代父子骨肉之间,都挺身而出,仗义直言,排难解纷,调和其父子兄弟之间的祸害,实在是古今历史上的第一人。
最后贡献
李泌这个人出道很早,是玄、肃、代、德四朝元老,可他一生崇尚出世无为的老庄之道,视功名富贵如敝屣,所以在肃、代两朝数度坚辞宰相之位,并且最终远离朝堂,长年隐居于衡山。不知道为什么,在贞元三年(公元787年)六月他终于同意德宗的请求,出任宰相,可当时已经是六十七岁高龄。即便他想把当年的肃宗和代宗求之不得的智慧和心力全部贡献给幸运的德宗皇帝,可上天却没有给他和德宗更多的时间。贞元四年(公元788年)三月,李泌便与世长辞。虽然执政的时间很短,可李泌在任期间却做了许多意义重大的事,从而在相当程度上保证了贞元年间帝国总体形势的和平与稳定。
李泌的重大举措涉及经济、军事、外交、内政等多方面:
贞元三年七月,命各道及州县将正常的政府税收之外所有的非法聚敛悉数革除,缓解民生困难。同月,下令边防戍卒开荒屯田、自力更生,目的是解决军费严重不足的问题。八月,向德宗劝谏,消除了李适对太子李诵的猜忌,成功化解了一场废立风波。九月,力谏德宗,联合回纥与南诏共同对抗吐蕃,减轻了帝国边境线上的军事压力。贞元四年十一月,设置徐泗濠节度使(治所在徐州),以保障帝国的生命线、即江淮漕运不受平卢(李纳辖区)等藩镇的威胁。
而在所有这些事情当中,最值得一提的就是李泌在拜相当月,对互相猜忌的德宗皇帝与平叛功臣所做的调停,从而避免了一场新的叛乱。
贞元三年,也就是在诸藩之乱初定、大唐帝国的马车刚刚摆脱倾覆的危险时,德宗李适就迫不及待地卸下了那两个质地坚固的车轱辘,一个是李晟、一个是马燧。这两个人的功劳实在太大了,大得让皇帝时刻感受着“尾大不掉”的危险。德宗李适真怕他们一转眼又变成李希烈和李怀光,所以在这一年三月和六月先后卸掉了他们的兵权,把他们召回朝廷享受天子的尊崇和礼遇。
可这样的尊崇和礼遇在李晟和马燧看来却着实有些恐怖,因为他们也时刻感受着“兔死狗烹”的危险。又一个麻秆打狼两头怕的局面已经形成,又一场似曾相识的叛乱在令人不安的气氛中悄悄酝酿。
有一个例子可以充分表明天子与功臣之间的这种紧张关系。
那是李晟被剥夺兵权回到长安之后,京城的很多士民忽然纷纷议论起李晟的府第,说他的大宅中有一座大安园,说大安园里有一座大安亭,说大安亭的四周有一片茂密的竹林。这则流言说到这里实在是一点内容都没有,可当李晟接着往下听的时候,他突然在盛夏的阳光下惊出了一身冷汗。
人们说——假如李晟在这片茂密的竹林里埋伏一支奇兵,一旦抓住机会,不是很容易造反吗?!
对于世人们这种惊人的想象力,李晟不可能一笑置之。
因为他实在不敢保证天子李适的心中并不具有类似于世人的这种惊人想象力。所以李晟当天就命人把竹林砍得精光,连只老鼠都藏不住。
可问题是——世人的想象力总是无穷的。既然李晟家的竹林可以埋伏一支军队,那么李晟家的每一个房间为什么就不能隐藏几名士兵呢?
为了终止这种无穷想象,也为了长安不再无意义地流血,李泌在拜相当月立即陪同李晟和马燧入宫面圣。李泌直言不讳地对德宗说:“陛下既然让我当这个宰相,那我今天就跟陛下做个口头约定,可不可以?”德宗说当然可以。
李泌说:“希望陛下不要加害功臣!臣蒙受陛下厚恩,才敢放胆直言。李晟和马燧为帝国立过大功,听说有人不断散布谣言,虽然陛下一定不会信,但我今天仍要当着他们的面提出来,为的是让他们二人不再疑惧。假如陛下把二人诛杀,恐怕宿卫禁军和四方边镇的将帅都会扼腕愤怒,而且恐惧难安,那么朝野之乱势必随时会发生。而今,李晟和马燧无论财产还是地位都已臻于极至,只要陛下坦诚相待,让他们感到身家性命均无可忧,国家有难就挂帅出征,天下太平就入朝参奉,君臣之间便能和睦安宁。所以臣希望陛下不要因二位大臣功高业伟就有所猜忌,而二大臣也不要因为自己地位太高而心怀疑虑,则天下自然太平无事!”
听完这一席话,德宗皇帝诚恳地表示接受。李晟和马燧也当场泣下,起身拜谢。
当初的李怀光之所以对国家和个人前途丧失了信心,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朝堂上有一个卢杞那样的宰相。而今天的李晟和马燧之所以没有成为李怀光第二,很大程度上也要归功于李泌这样的宰相。
至于长安坊间那些善于制造并传播流言的士民们,实际上也应该感谢李泌。因为这则流言原本极有可能引发一场祸及整个长安的血光之灾,可却被他们在不知不觉中侥幸地避开了。可见,历史上总有那么一些时候,也总会有那么一两个人,的确是当得起“以一身系天下之安危”这句话的。